2022年初，香港第五波疫情以惊人速度蔓延，不同小区的感染率呈现显著差异，深水埗、黄大仙等旧区成为重灾区，而港岛半山、南区部分高档住宅区则相对平稳，这种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并非偶然，而是香港深层社会结构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集中显现，疫情如同一面棱镜，折射出城市资源分配、居住形态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关联。

香港疫情分布呈现明显的“北密南疏、西重东轻”格局，根据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布的疫情地图，深水埗区每十万人口确诊病例高达3,892宗，而南区仅为1,537宗，这种差异与人口密度直接相关——深水埗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41,230人，是香港平均值的四倍有余，九龙城、观塘等旧区同样面临类似困境，劏房、笼屋等不适切居所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，一个卫生间往往由多个家庭共享,物理隔离几乎不可能实现。

居住条件差异背后是香港积弊已久的社会经济断层，疫情数据显示，低收入小区的感染率是高收入小区的2.3倍，这不是简单的运气问题，而是结构性不平等的必然结果：低收入群体多从事无法居家办公的服务行业，暴露风险本就较高；返回拥挤的居住环境后，又缺乏足够的隔离空间；加上医疗资源获取相对困难，形成恶性循环，一位深水埗劏房住户无奈表示：“知道隔壁确诊，但我们能搬去哪里？”

空间社会学视角揭示，疫情分布实则是城市资源配置的镜像反映，香港医疗设施分布呈现明显不均：东区尤德夫人医院服务约60万居民，而深水埗明爱医院却需覆盖逾80万人口，其中还包括大量长者与基础病患者，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在太平时期尚可维持，一旦遭遇公共卫生危机,系统脆弱性立即暴露无遗。

特区政府应对措施同样受到空间因素制约，围封强检政策在私人屋苑执行效率较高，但在唐楼林立的旧区则举步维艰——一栋唐楼可能包含数十个独立单位，住户流动性强，管道通风系统相互连通，使病毒传播途径难以阻断，有专家指出：“疫情暴露了城市治理中长期被忽视的空间正义问题。”

香港疫情的小区分布差异提供了重要启示：城市规划必须将公共卫生安全纳入核心考量，新加坡“组屋区配备充足公共空间”的模式值得借鉴，其通过在社区层面预留应急设施空间，大幅提升了疫情应对能力，未来香港城市更新中，需要优先改善旧区居住密度，增加公共活动空间,建立分布式医疗网点。

疫情终将过去，但它留下的空间正义之问不应被遗忘，香港需要构建更具韧性的城市空间结构，这不仅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需要，更是建设包容社会的基石，当下一场危机来临时，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均衡分布的小区疫情图，而不是再现社会裂痕的空间图谱，这座城市需要一场空间资源的重配革命，让每个小区都具备应对危机的基本能力,让疫情分布图不再成为社会经济的测绘图。

香港疫情的小区分布差异警示我们：城市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经济繁荣，更需要空间正义，只有打破空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，才能构建真正具有韧性的健康城市，让每一位居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小区,都能享有同等的健康保障权利。